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老石

石蕴玉而峰辉,水含珠而川媚

 
 
 

日志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摘记  

2012-07-27 06:30:04|  分类: 书海泛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先改革后自由
       在为改革做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出现的最晚,消失的最早。伏尔泰很少思考自由的问题:英国使看到了自由,但并未使他热爱自由。他更感兴趣的是怀疑论哲学,而非政治法律。他关心学术自由,而忽视了政治自由。18世纪中叶出现的经济学派(重农学派,以魁奈为代表)开始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在他们的著作中,能更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他们的理论更接近真实。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任何古老的、哪怕根深蒂固的制度,只要稍微妨碍他们,不利于他们计划的匀称,他们便要求一律废除。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以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想象中偶尔出现时,第一反应是排斥。他们反对不同时期在所有自由民族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他们发明的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当时,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被废除,遗留的不成形的残迹和替代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怀疑。在经济学派看来,想靠这些旧工具来完成他们相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经成为革命主宰的国民来实现他们的计划的想法也不能令他们满意;让王室为他们的计划服务,这在他们看来更容易,更适当。经济学派发现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倾向:如天性偏爱地位平等,法规统一;从心底痛恨所有产生于封建制度或贵族制度的旧政权。因此,问题不在于摧毁这个专制政权,而在于使它改变。培育国民、培养公民精神应是国家的义务,而它的绝对权力是必要的:“国家随心所欲早就人们”。经济学派所设想的庞大的社会权力(民主专制制度),无比强大,而且有它崭新的起源和性质:它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都权力服从于全体意志。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深处去寻找: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与最早的经济学派同时产生的还有被称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代表人物是摩莱里,著有《自然法典》,出版于1755年)。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临近1750年时,全体国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还表现的不如经济学派那样迫切。他们久已不再运用政治自由,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他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但20年后,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现在法国人的精神中,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从这个时刻起,这场使旧制度无论好坏同归于尽的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当法国人重新激起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在政府问题上已经具有相当多的概念,它们不仅与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几乎与之对立。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的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他们着手将无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和占绝对优势的立法团混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国民既被要求具有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又被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我常自问:在各个时代曾使人类完成最伟大事业的这种政治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在那些情感中生根滋长。当人民被引入歧路时,他们一心向往自治;但当这种对独立的热爱根源于一种专制制度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暂时性的弊病,它绝不会持久;它与产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繁荣加速革命
      主要由于整体的流弊,路易十四后期法国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到18世纪上半叶还没有明显的进展,社会陷入一种麻木状态。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了整体的“复活”,但它的躯体的精神却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苏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被统治者和统治者的精神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这种精神很快就渗进政府内部,将它从内部改造,外部却毫无变动。政府更关心经济发展,法律的执行偏向于减罪缓刑。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公共繁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更快。北美战争后,国家负债累累,但个人继续发财致富,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但是社会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在明显地走向革命。后来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要发源地的法国地区,恰恰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而旧制度保存最完好的地方也是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最持久的地方。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和统治的人们,一旦被减轻了压力,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以为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的忍受着苦难,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废除苦难时,他就变得无法忍受了。苦难减轻的时候,人们对苦难的感觉却更加敏锐了。革命前20多年,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还有一个引起革命的特殊但又同样强有力的原因,即糟糕的财政管理状况,它在日益增多的原本对政府怀抱期望,与政府利益攸关现在却深受其苦的阶级的心中点燃了仇恨之火。

减负激怒人民
       政府官员和特权者开始关心人民疾苦的时候,人民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已经消失了140年,以至于他们根本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舞台。他们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谈论着、揭发着、描绘着、控诉着人民正在遭受的苦难,试图以此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大革命前13年,国王试图废除劳役制;人们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类似的言论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这些话等于白说。国王还不敢使捐税负担一律平等,不过至少着手确立征税平等,在已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推行。尤其在饥荒年月,人们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他们的需求。权力斗争中,争论的双方一心想把人民的苦难推诿给对方。双方向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痛苦永远只应该责怪上面。然而在这种善心里也含有对人们真心想拯救出苦海的那些受苦人的极端蔑视。人们照旧缺乏远见。在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他们似乎不懂得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在18世纪,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愿望。

  评论这张
 
阅读(173)| 评论(0)
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